【校友风采专栏】简介
光阴似箭,北外法语系自1950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近70个春秋,培养了约4000名毕业生。校友们工作在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里活跃着他们勤恳工作的身影,工商界、企业中有他们大展宏图的英姿,学术界也传播着北外法语系的桃李芬芳……无论身处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无论在哪个行业辛勤奉献,他们都是法语系和北外的骄傲!
从今天开始,法语系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将推出系列访谈《校友风采》。我们邀请您跟随法语系毕业生的脚步,一同走进他们多彩的工作与生活,了解他们与法语的邂逅故事,分享他们的人生感悟,聆听他们对学弟学妹们的建议。
敬请期待!
(注:校友顺序不分先后)
法语系
二零一七年五月
丁一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人物简介:丁一凡,北外法语系1973级校友。毕业后后赴法国学习,获得波尔多第一大学法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法国分会副会长,担任国家多个重要智库的专家。
结缘法语
与现在的学生自主填报志愿、选择法语专业不同,丁一凡和法语的结缘更像是一场命运的安排。
丁一凡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在半劳作半学习的状态下读完初中后,1969年,丁一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在得知各地兵团有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后,他就决定重拾学业,希望能够抓住机会。于是,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休息时自学中学(初、高中)数学、物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家中找到了父母年轻时学过的《许国璋英语》四册,如获至宝。当时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他可以跟着广播学习英语语音。就这样,相当于只有小学毕业基础的丁一凡,一点点啃下高中课本,自学大学英语。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他的自学能力,让他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受益匪浅。
1973年,工农兵学员推荐入学政策有所调整,大学要通过考试选拔才能录取,包括北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外作为大学在民众的心目中地位甚至超过了清华北大。因为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带动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外交开始活跃,外语人才需求巨大。然而,文革使人才培养中断多年,外语人才十分紧缺。
作为少数接触过“大学英语”的知青,丁一凡被团里推荐到师部参加考试。随后,丁一凡接到了北外法语系的录取通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开始了法语的学习。
初入北外
初入北外时,丁一凡只有十九岁,和一些二十多岁的同学相比确实年轻不少,但是大家对知识的渴求是一样的。经过文革的耽搁,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希望把丢了的学习时间补回来。
当时,虽然北外集中了最好的外语教学师资和硬件设施,但学习的条件还是十分艰苦。一个教室一个大转盘录音机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宝贵,学习材料也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师自编油印的。在这样艰苦的学习条件下,丁一凡每天六点起床,坚持晨读。当时他对所有的课文都烂熟于心,甚至可以做到倒背如流,以至于后来到法国后,授课老师一度不相信他是在北京学习的法语。同时,他也并没有满足于课堂知识,通过各种方法,阅读了大量报刊小说,词汇量得到很大提升。
求学波尔多
大四毕业时,恰逢法国外交部开始恢复对中国学生发放政府奖学金,计划录取17人。然而接受推荐参加全国选拔考试的就有几百人,除了高校老师、学生外,还包括外交部、商务部在内的外事单位工作人员。经过激烈竞争,丁一凡有幸成为了第一批求学波尔多的中国学子。
那时候法国人普遍对“神秘”的中国怀有好奇心,同时受18世纪法国“chinoiserie”(中国风)风潮的影响,对中华文明十分敬仰崇拜。许多法国人会经常主动找丁一凡聊天,邀请他参加各种活动。支持中国的左派人士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法中友协组织的“下乡活动”,和法国人同吃同住,体验渔民、农民的生活。许多右派人士也对中国学生抱有善意,经常和他主动交谈。在这种密切交流中,丁一凡接触到了法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不同群体,深入了解了法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三年的法国留学生活,被丁一凡称为“炼狱般的过程”。虽然有在北外打下的基础,但是由于语言学习不系统,教学内容偏浅显,导致了当时大家对法国理解有限,听说能力不足。经过三年的学术训练,听懂课堂内容、做笔记、大量阅读专业书籍报刊早已不是问题,频繁地脱稿演讲也极大地锻炼了丁一凡的口才。
执教北外
在法国完成学业后,丁一凡回到北外任教。除了教精读外,他还用法语教授法国政治体制、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同时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如今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用中文讲授法国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此外,他还通过阅读英文杂志、结交英语语伴的方式重拾了英语。
1981年,教育部开始放宽留学政策。由于工作后意识到自己水平不足,丁一凡申请了自费公派留学读研,远赴波尔多继续深造,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重回北外拾起教鞭。
驻外生涯
1992年,丁一凡离开北外,加入新华社,开始熟悉国际新闻,包括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信息。这段经历也让他受益颇多。1983年刚回国时,虽然法语流利,对法国社会熟悉了解,但是丁一凡的中文水平并不高。由于初中的时候下乡,大学主要接受外语训练,留学法国也主要用法语学习生活,缺乏系统的中文学习,丁一凡的中文写作水平较差,甚至“法语都比中文好”。当上记者后,丁一凡被逼着练习写作,要给各种报纸写国际新闻的分析和评论。一开始受法文影响大,翻译腔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渐渐得心应手。现在,对已出版多本著作的他来说,写作早就不是问题。
从新华社,他又被调到光明日报,并被派到巴黎任首席记者。丁一凡借助这个平台,接触了各个阶层的法国人,采访结识了许多学术界、政治界及经济界的重要人物,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适逢首届七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准备上马……感受到全球化大趋势的丁一凡决定动笔写几本关于全球发展形势及欧元的书。巴黎,作为众多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为丁一凡提供了绝佳的观察点。他利用记者身份,进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为了获取一手信息资料,他还采访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过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和法国前总理的巴尔、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卡恩、《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设计者前总统密特朗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等重要人物,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这都为他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潜心研究
驻外记者结束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丁一凡得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需要研究员,主要负责研究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于是,他的波尔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经发表的有关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欧元的专著都起了作用,丁一凡顺利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专职研究。
现在,除了给《外交世界报》和《回声报》等法语媒体写文章、在北外兼职上课时使用法语外,丁一凡在写文章、讲课、做学术交流时更多地使用英语,而这恰恰得益于他几十年前工作时抽空学习英语的经历。因此,丁一凡研究员鼓励大家在重视法语学习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学习英语,熟练掌握英语在工作中将是一项重要技能。
寄语后辈
采访接近尾声,丁一凡感慨地说道:“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孩子条件太好了。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干一行爱一行。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已有条件下努力做到最好,时时刻刻做好准备。如果当年下乡的时候我没有坚持学英语,也许我就考不上北外;如果在北外读书时没有努力学习,我就无法经过激烈竞争公派留学;如果工作的时候没有继续深造英语,那么之后的研究工作一定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从下乡知青到北外学生,从高校老师到驻外记者,再到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看似一环接一环,然而“顺理成章”的背后正是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学习。
谈到对后辈们的寄语,丁一凡强调:“知识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同学们经历高考的选拔进入大学,习惯应试教育,更看重分数,而不是掌握知识。我很遗憾大家对知识的渴望还不够强烈,往往抱着功利的态度学习,利用技巧通过考试。长期来看,这样不利于同学们的个人发展。未来的社会是终身学习的社会,希望大家广泛培养兴趣,坚持学习,多多接触社会。”
文 / 卓婉婷